一三一章 石油与苏门答腊 (第2/3页)

从事不道德的贸易；但传教士若得罪中国人，便需听天由命，甚至几为暴徒所害，国家也就手旁观，她还配称为基督教国家么？”

    扬州教案发生的那年，1868年，正是中英天津条约的修约谈判陷入僵局、英国本土对华政策新旧交替有，此案之处理和结案方式的复杂而间接的国际因素。所以，有人抱怨“戴德生几乎引起中英战争”，不仅仅是战争那么简单，大概会损失条约的利益。

    强霖认为，这里的情况就说明欧美民间和议会是有影响力的。正义和价值观，始终在欧美民间能够发出声音。

    中国的国际传教士很少，慈善基金也是往里走。这个时期强霖知道的一个中国国际传教士是陆征祥，就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长。出国不归，留置在比利时，成了当地的传教士。

    中国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声音太少，大部分是忠君爱国教育。当然，也不是官府的单方面的宣传。士族们也是希望能够聚集起忠于自己的力量，所以抑制"拜上帝教"成为共识。

    那么，就要树立敌人，日本人、帝国主义、地主资本家等等。英雄主义的内容就是谁做的狠而已。但无奈英雄总是先死，所以，敢死就成为一种精神。

    弱化这种精神，讲究博爱一些，是否会成为待宰的羔羊。强霖不敢下断言。豁出一半人性命，去拼掉“敌人”，这种事中国人敢做，有人敢忽悠。问题得到什么呢？强霖不相信求仁得仁。

    圣约翰大学校长、美传教士卜舫济在1921年的演讲中就视过激主义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，声称“过激主义之传播在各国，传布最甚的，莫如俄国”，其害处在抬高下等社会打压上等社会，这是一个“手和头的战斗”，“若是这种过激主义，常此传播不已，则是世界进化的大障碍”。陆伯衡也认为过激主义将使人类倒退于蛮荒、导文明于破产的境地，时代思想的危险莫过于它：“旧俄人民因受思想上过渡之刺激，与环境之归纳，发为人类危险之思想，而过激主义以兴。此过激主义者，果前进无阻，则其所至之地，必举凡人类之系维，生人之幸福，悉破坏而铲除之，使人返诸野人时代。”

    强霖自己从逻辑上，已经推导出这种可能性。也看到中原大战的起因和危害，所以不赞同任何统一或者革命而引起的军事。

    蒋中正已经在各方面的压力下，承诺不再有宣示革命利益的战争。民国人的学者还是很多，这些逻辑不通的统一、革命，正是大家避免的。

    蒋中正失去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各系的帮助，也不敢**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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